李倍雷||中国古典图案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造物器的“技”与“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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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造物器的“技”与“器”合一，常被称为“巧夺天工”。造物艺术与图案完美的统合以及图案本身的独立样式，不仅体现了巧夺天工的绝妙技艺与工匠文化，也承载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换句话说，载道的不仅是“文”或“物”，“图案”同样可以载道。一般而言，图案的文化含义与造物艺术有关，当然也有独立文化含义的图案形态。

如果把新石器彩陶描绘的与生存相关的动物、植物等“图像”（图案）看作是“实用”性质的纹样，把一些图案化的纹饰看作是“审美”性质的图案，那么可以把另一些无法用这两种性质解释的图像看作是“宗教”性质族徽的图形。从图案出现的性质或文化特征上看，图案的实用功能与宗教功能要早于审美功能。“实用”与狩猎、捕鱼、农耕等生产方式有关；“宗教”（族徽）与原始聚落的原始信仰、血缘族群有关；“装饰”是远古人类视觉愉悦作用于造物器上的图形向图案化转移的结果。

主体性与主题性的图案纹饰变化，在汉画像石、瓦当、漆器以及青铜镜的图案中更为明显，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图案的审美功能越来越显示了较高的主体地位，图案纹饰的文化内涵隐匿在其中，即图案的文化意义与审美功能并行不悖。当然，图案的这种变化与造物器的功能变化是相适应的。

中国是图案大国，图案无处不在无奇不有。传统文化决定了图案纹饰的形态或型制，图案纹饰又承载了传统文化形态。

本文作者李倍雷

图案是由文化决定的，这说明图案不仅仅是通常理解的装饰那么简单，文化决定图案形态，反过来图案又承载了文化的内容，由此显现了图案的文化内涵——“‘纹’以载道”。

从出土的器物与器物上的图案分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用功能在先；一种是实用与宗教仪式功能并存。从常理上看，远古人类造物器的实用功能应该是最早。但是，造物器上绘有图像或图案纹样可能就不是“实用”功能完全能够阐释的，因为图案本身不是“实用”的，它是造物器上的附加功能。这个“附加”功能一般有三种性质：一是族徽或血缘族类的性质；二是有关神性与宗教的性质；三是用来装饰造物器的，即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审美的性质。南北朝时期的莲花纹瓦当出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莲花纹瓦当如此，东晋南京地区出土的人面纹瓦当亦是如此。正是这些瓦当物质载体中的图案，承载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寺庙建筑的信息。中国与西域的交流在唐代日益盛行。“陵阳公样”首先在益州流行，后又在长安范围盛行，最后成为流行全国的一种固定的图案样式，同样印证了中国古代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史实。

中国之所以是图案文化大国，在于中国传统造物器的形态中图案无处不在。无论何种器物都将是图案表现的物质载体。从图案表现的型制上看，中国图案有立体型制与平面型制两种样式。从图案表现的内容看，大体也可以分为两类：人类早期的图案多与祭器为一体，为祭祀所用，图案的功能大抵也是如此。再就是祥瑞内容，由祭祀、祈求转移为以祥瑞为主体文化内容的图案。

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表述思想与观念，即“文以载道”。造物器的物质形态是艺术存在的一定方式，同时艺术表达的形式则多是文化的结果，或者说以艺术的形态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造物器是可以载道的，即“物以载道”。“物以载道”是中国造物器“载道”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意义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一样，所不同的是“载体”的区别。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原文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3期；

摘自《东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原文约1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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