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侯仁之先生的治学生涯中

在侯仁之先生的治学生涯中，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对北京的历史及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发生了兴趣。新中国成立，北京作为人民首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建设时期。这为他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他潜心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几十年，主要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北京城市水源的开发和利用。青年时代的侯仁之先生，就极为重视水利兴废和治河经验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初。正值北京面临大规模发展，对水的需求迅速增长的时候，他即开始了对历史上北京城发展过程中对河湖水源依赖关系的研究。1955年，他发表了《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最先提出了水源的开发历来是北京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50年代初，官厅水库的修建，他与有劳绩。但他指出，只靠永定河还不能全部解决未来首都的用水。他建议重新考虑运用元代郭守敬的办法，将燕山有泉水，无论巨细，都应当考虑在引水计划之中，其上源可以远达潮白河。他又建议开拓昆明湖，扩大蓄水量，保证首都市区供水。他预见和提醒人们，“在北京，如何胜利解决水源问题，将是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关键之一”。60年代初，华北地区最大水库即密云水库的修建和京密引水渠的开凿，使侯仁之先生关于从“北京湾”北开辟首都水源的设想就完全实现了。

(二)北京城原始城址的起源与城市的发展。他从复原三千多年前北京小平原上的地理条件入手，从南北往来的交通道路形势着眼，深刻地揭示了古永定河上以卢沟桥所处位置为代表的古渡口正是通过太行山东麓大道和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山海关大道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与北京城原始聚落——蓟城的形成关系极大;但因古永定河夏季常常洪水泛滥，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为避洪患，蓟城没有在古永定河渡口处兴起，却在既距渡口不远、又有“西湖” (即今莲花池)作为水源的地方，即广安门一带出现，从而对北京城原始聚落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根本原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否定了外国学者认为北京城之所以在今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古代巫师占卜这里特别吉利之错误观点。

(三)古代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的特点和北京旧城改造的原则与经验。他对历史上的北京城特别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作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发现从城址的变迁到城市的规划设计，都充分利用了河湖水系这一地理条件。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实际城址上是由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上来，以满足大都城对更为丰沛的水源特别是漕运水源的需要。元大都的规划设计，首先依据积水潭东岸确定了全城的几何中心和南北中轴线，又以积水潭的东西长度确定了大都城的西、东城墙位置。皇帝理政起居的前朝、后宫的主要殿堂，宫城、皇城、大城的正门，以及钟楼、鼓楼等主要建筑，都座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明清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使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更加突出出来，从外城的永定门到内城的钟楼，在长达8公里的南北一线上，依次排列着正阳门、大明门(大清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建极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玄武门(神武门)、景山、北安门(地安门)、鼓楼、钟楼等宏伟建筑;后延的东、西六宫，前朝的文华殿与武英殿，皇家的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山川坛(先农坛)，朝廷的军政衙门等，则都分置于中轴线的东西两旁。这种规划设计，就是体现封建帝王“普天之下，唯我独尊”或“皇权至上”的主题思想。他指出:北京旧城在规划设计上，乃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建筑艺术在国都建设上最高度的集中表现，它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也是一个十分杰出的典型。

侯仁之先生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北京旧城在规划建设上的突出特点和辉煌成就，目的在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因此，他对为今日北京的城市建筑规划，特别是北京旧城的改造极为关注。1985年5月，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他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上，提出了当今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一定要站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上，来考虑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特别是旧城的改造。不然，就要丢失大方向。第二，一定要在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中——特别是旧城的改造中，突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不然，就要陷入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这两个基本原则，代表了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东西长安大街的开拓，以及北海大桥的改造，是北京旧城改造最为成功的例子，突出了社会主义时代“人民至上”的新的主题思想。特别是东西长安大街的延长和开拓，为今后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确立了一条横向中轴线。但是，北京旧城城墙、城门的拆除和部分护城河的填盖，却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90年代初，他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修定工作会议上，阐述了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有“三个里程碑”的观点: (1)以全城南北中轴线表达的“帝王至上”主题思想的封建帝都发展阶段，其建筑范围仅限于北京旧城。(2)以东西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代表的“人民至上”主题思想的人民首都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已突破旧城区，推进到了三环路。(3)亚运村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落成，标志着北京大型国际都会发展阶段的开始，其建筑范围沿中轴线北段北辰路向北扩展到四环路内外。他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三个里程碑”的思想，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和接受，将对未来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修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他认为什刹海周围地区是历史上北京城内的最具有人民性的市井宝地。正是根据他的建议，有关部门已对什刹海地区的改造作出周密规划，并逐步实施。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侯仁之先生在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科研指导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做到“洋为中用”。他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同样有精华和糟粕之分。站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上来规划建设新北京，也不能不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上的精华为我所用，当然决不能盲目抄袭，更不能拣拾其糟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对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了比较研究，于1987年发表了《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的重要论文，在最后一节里，特别讲到美国华盛顿城在规划建设上可以为法的例子。

(四)主编了《北京历史地图集》。早在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兼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时，即有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打算。但真正实现他的设想是从1979年6月开始的。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测绘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六个单位的二十余人通力协作，经过八年的紧张工作，第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终于在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认为:《北京历史地图集》“研订之精详，编制之得体，印制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李约瑟教授评论说:“这部著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是十分精心完成的，为北京城在历代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对我们的研究者将是极为有用的”。这部《北京历史地图集》内容，以历代政区图、金中都以后的城市图和明清园林图为主。他主编的以反映距今约一万年前后的北京地区自然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集，也已出版。目前，他继续主编以反映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并得到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可以这样说，自北京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以迄于今，就研究北京城的历史与地理来说，侯仁之先生涉猎范围之广，造诣之深，撰著之丰，影响之大，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是新中国北京史研究的奠基者。此外，他还结合城市规划先后对承德、邯郸、淄博、芜湖等城市历史地理，作过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作者：尹钧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1;韩光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选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 2001年12月

侯仁之

侯仁之（1911.12.06～2013.10.22），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

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第一次在中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侯仁之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有《侯仁之文集》。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接触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中国加入《公约》刻不容缓。他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中国应加入公约的提案，为国家所采纳，中国最终成为了“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侯仁之院士则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