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试管中的生育较量( 二 ) 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中国不

徐恩一共取出了20颗卵泡。 3天以后，医院会通知她和丈夫，他们的卵子和精子有没有结合成受精卵， “像学生查成绩一样的，医生会告诉你，现在取了多少个卵泡，培育成多少个受精卵，质量怎么样。 ”
她的“成绩”不差，从她体内取出的这20个卵子最终配成了10多个受精卵，养成囊胚， “那时候期待值很高，觉得第一关闯过了，可以移植了。 ”
接下来就是检测子宫内膜的厚度，看是否适合移植。抽血、验血、做B超，刚开始三四天检查一次，越到手术前检查越频繁，隔天甚至每天都要到医院报到。
时间不长，徐恩的两侧手臂就布满抽血的针眼，青青紫紫一片。
当然，经历过取卵手术、移植手术，这就是“小巫见大巫” 。 “第一次扩宫口的时候整个人特别抵触，后来做多了，就放弃抵抗了。 ”为了孩子，她只能一再承受。
然而天不随人意，前后6次移植手术，没有一次成功。不断的失败让一向理智的她渐渐情绪失控， “说实话这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形容，它不会在某一个特定节点爆发，而是一直绵延不断，好像上山下山找不到绕出去的路。每次失望之后带来的失落感，都会让我觉得压抑，却又无从述说。 ”
谁在为生育割让自我
吃药、打针、取卵、移植，通常就诊女性的一个治疗周期为1.5个至2个月，她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对抗时间。这时，距离徐恩来北京治疗已一年半了。
生育的不确定性已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即使公司再善解人意，让徐恩停薪留职安心备孕，她也无法再开口说出请假二字。正好丈夫工作调动回苏州，分居两地不是长久之计，在这个契机，她决定辞职。 2018年底，她离开了那个自己奋斗过十几年的职场。
在这个时代， “男女平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共识。但当大家走出象牙塔，走上社会，走进婚姻，徐恩却发现自己无法摆脱来自职场、婚恋和生育三者的角力。
医生们对这点感同身受。 “我一般会提前到早上7点半开始看诊，让那些在南京工作的患者做完检查就可以回去上班。 ”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高彦宁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愿意看到很多女性因为生育，放弃自己的工作。 “我想告诉她们，生育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们不应该为了生育让自己被‘社会边缘化’ 。 ”
在高彦看来，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决定” ，生育对小家庭来说还有另一个复杂的背面：男性和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权利或义务，无法用一杆秤精准衡量。
离开职场，徐恩说自己“舍不得，但没办法” 。离职那天她请同事在公司附近吃饭，却没再回办公室看一眼，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都是同事帮忙收好拿给她的，她的大部分物品早在一次又一次的请假中，陆陆续续拿走了。
“徐恩姐，别着急辞职啊，你就去慢慢治，生了宝宝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你。 ”同事的挽留虽然暖心，但徐恩知道，人生的转向已不可避免。因为生育暂时放下的自我谁来修补？日后还能不能重回职场，和以前一样独当一面？只怕谁都给不了徐恩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连徐恩自己，也无法厘清“爱孩子”和“爱自己”是相同命题还是不同选择。辞了工作，回到丈夫老家南京，在下一份工作的空当期里，徐恩想，要不要再试一次？就最后一次。
“我和丈夫达成共识，这次如果不成，就接受自己没有孩子的事实。不能为了孩子，完全失去自己。如果实在喜欢小孩，以后可以领养。 ”
医生其实见多了因为孩子影响夫妻感情的案例，高彦告诉采访人员，甚至有夫妻带着离婚协议书到诊室等待移植是否成功的结果。
但幸好，徐恩在这方面算个“幸运儿” ，丈夫的支持给了徐恩很大慰藉。他总是和徐恩说：“没关系，如果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两个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好。 ”
这次不奔波了，就在家门口治，她来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次性取了10颗卵子。第一次移植，仍是失败。
“奇怪了，明明胚胎外形看起来很健康，失败的原因在哪呢？”徐恩的主治医生建议她重新做全面检查，并尝试第三代试管技术。
不同于一代试管，只通过外观形态判定囊胚健康程度，这次他们提取囊胚外周的细胞做基因检测，发现10个囊胚中只有2个在基因方面是过关的。这让徐恩大为震惊，以前竟然做了很多无用功。